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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恩典够我用的》第六章:顺服(一)

时间:2018-10-30 15:45:18    作者/供稿:王三元牧师    来源:济南长春里教会    浏览次数: 字号:TT

 六、顺服(一)

 
文革中那些年月,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家里都一直不断有弟兄姐妹暗暗来往,冒着风险偷偷聚会,一起祷告,彼此交通,圣灵也大大地动工。大家见面不容易,每次来了,总是亲不够,来了就不肯走。
 
大约是一九七二年左右,有几天我去临朐还未回来,母亲自己在家。家里来了几位弟兄姐妹,正在聚会交通时被村里人发现,被弄到村里批斗了几天。他们批我们母子俩自文革以来,“无论怎么动员”也“至死不离开教堂”,目的就是要搞“反革命”的宗教活动,伺机复辟资本主义,发展教堂,几位弟兄姊妹也挨了打。从此,公社要求村里经常组织民兵夜里来查户口。
 
查归查,家里还是弟兄姐妹往来不断。每当弟兄姐妹来,母亲都极力挽留,舍不得弟兄姐妹走。弟兄姐妹明知道有危险,却也是舍不得走,加上挽留,就住几天。有时这个没走,那个又来了;这个刚走,那个又来了。有时候弟兄姐妹前脚刚走,母亲后脚就又出去看望,往往她一出去就多日不回,只剩我自己在家。
 
母亲不在家时,弟兄姐妹来了,我白天要去干活,就把门锁起来,将他们藏在屋里。虽然很少被人发现,我却天天提心吊胆。我知道这是小信,常常向主认罪,求主怜悯。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当天晚上,村里民兵来查户口,查到了我抄写的经文诗歌,就将我带到公社下面的管理机构,叫作管理区,连审带打闹了整整一夜。这一次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遭逼迫也是挨打,却从来没有什么神迹出现。这次打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厉害得多,却和过去不一样,就是无论怎么打,丝毫没有疼痛的感觉,如同没有挨打一样。他们强迫我跪在地上,整整一夜,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累,也没有感到困乏。他们让我交待曾到家里来的信徒名字,我说不记得。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我是被打得糊涂了(看来他们也认为打得很重),问也说不出来,只好不再追问了。其实我哪里是糊涂了,他们白累了一夜,我却什么感觉也没有。我深以为那夜的经历应该是超自然的,不然没法解释。
 
毛主席追悼会的那天,雨下得很大,大家都要到公社指定的地方参加追悼会,任何人不准带任何雨具。大雨一直下,几千人露天站了几个小时,全都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冷得瑟瑟发抖。听说那天有很多人被淋病了,有的当场晕倒在地,被抬出去了。我却一点儿也不冷,因为身上的单衣竟然一点儿也没有淋透,就像一件雨衣一样,外面是湿的,里面却完全是干的。回家的路上,我掀起衣角让大家看,大家都弄不懂是怎么回事。那时孙宝英姊妹还没有信主,她正好一起走,我也让她看了。她看后,当时拿玩笑话取笑我,回家后,却也当作一件希奇事讲给别人听。
 
我至今搞不清楚,如果说不是神迹,无法按常规来解释;如果说是神迹,似乎这件事又太小。对我来说,那时候年轻,冷不冷并不怎么在乎。但这事真真实实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想,也许是神要藉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使我更加知道,神爱和看顾何等得体贴入微,哪怕是最小的事情。
 
从那以后,村里民兵夜晚来查户口的次数愈加频繁了,逐渐由隔几夜查一次,变为隔一夜查一次(上面要求的是每夜都要查)。每次他们都在屋门外和窗下(没有院墙)听一会,听一听有没有外人说话的声音或祷告的声音,然后砸开门,将屋内每个角落,就连床底下也都用手电筒照一遍。后来,除了夜晚,有时中午还要来查一次。连我白天参加劳动,都有人特别监视。我说过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有人向上汇报。县里下来指示,说如果发现我们和信徒有来往,就要对我采取措施:逮捕或定为反革命罪,然后“戴帽子”。
 
虽然如此,弟兄姐妹还是不断地到家里来,不仅因为切切挂念我们,也因为心灵极为饥渴。他们来了就要我同他们分享神的道。我怕出事,讲一会儿就催他们走,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尤其是傍晚,村里人会不期而至。但他们都巴望着我再多讲一会,我只好冒险满足他们,然后他们才流着眼泪走了。那时候,就是这样天天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度日。除了来人,还有我母亲,照常出门看望弟兄姐妹,这些都成了我的罪状。每当屋门上锁(因为一无大门、二无院墙,又在坡里住,村里的人下地劳动从门口经过都会看到),全村人就说我又“派”母亲传道去了。
 
那段时间,我的心情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所遭遇的逼迫和难处,尽管别人都以为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却不以为然,反倒觉得别人的传言夸大其辞、大惊小怪,感到这些遭遇根本算不得试炼,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然而,随着没完没了地熬炼,过去的锐气消磨净尽,渐渐变为极度的软弱,一点承受能力也没有了。我感到自己就承受能力来讲,连吃奶的婴孩也不如。
 
从受逼迫开始,人们一直以对我当面诽谤、侮辱、议论和讥笑为乐,一起劳动的时候,终日把我当作讥诮的话题,他们早已成了习惯。我几乎被所有的人藐视,只要他们愿意,人人都可以侮辱、谩骂我,就像以赛亚书上说的:“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赛50:6、7)。从前这一切都不能打败我,可是如今,再听见这样的话,我心里就很难受,像被刀刺一样。我知道,我软弱了。实际上,并不是我软弱了,而是我本来是软弱的,过去之所以刚强,是因为主的恩典在我身上。
 
过去无论什么时候,一听到村里高音喇叭喊我的名字通知去开会,便立时浑身充满勇气,连死也丝毫不在意,真是得胜有余。我想,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8:35-37),那里所说的“得胜有余”,原义是形容力量非常悬殊的双方角力的情形,有人解释就像一个摔跤运动员和一个三岁的小孩摔跤,那就叫做“得胜有余”。我那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每次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有了压力。每时每刻精神压力都非常沉重,好像神经的每根弦,每分每秒都在高度崩紧,一点也没有放松的时候。每当在外头听见一点风声,听到一句有伤害的话,都催促我迫不及待地、巴不得一步回到家里,回到经常整夜祷告的卧室,俯伏在主面前,把自己的这些光景、感觉和感受带到主前,与主交通。就像一个最懦弱无助的小孩子,一有危险,一有惊惧,就赶紧扑到母亲怀里一样。
 
这个软弱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过去的勇气根本不是出于我的自己,而是因为神与我同在。
 
说来似乎太矛盾,对于自己所经历的重压,虽然感到如此沉重,却同时仍然以为是极小的事,不值一提。之所以感到难以忍受,只能归咎于个人承受能力差,并非那些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于弟兄姐妹传说的,以及村里人说我们如何受苦,如何受逼迫,我一直感到都是夸大其辞,我甚至不理解大家为什么如此大惊小怪。
 
现在回忆起来,假设这些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弟兄姐妹身上,我会何等挂心。看来并不是因为当时的那些事情真的那么小,而是因为靠主的恩典看轻了这些。自从看见神的至大和无限,我就感到自己何其卑微,完全不值得一提。自己都算不得什么,何况与自己有关的一切。如果为主的缘故,就算牺牲性命都是极小的事,不值得放在心上,何况是其他的一切。什么生、死、祸、福、得、失、荣、辱,一切都不值得介意。不用说什么大事,即使在一件最小的事上,能够让神从自己这卑微的身上得着喜悦和安慰,就是作最大的牺牲也值得,也都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喜乐和满足,只是觉得自己不配。因此平时所遇到一切事,无论大小,我都看为神所赐的遵行神旨意的最宝贵的机会,同时又感到自己已经连一件最小的事也没有力量承当了。
 
以下几句话,摘自那个阶段的日记(可惜没注明日期),表明了那时心灵的光景:
 
“人真正爱神的时候,他会何等地轻看自己。他会没有一件最卑微的事情不肯为人去作,只要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他以自己不值粪土,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可宝贝的。什么生死祸福,得失荣辱,这些在他看来都毫无关系,个人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可有可无。
 
一个肯完全舍弃自己的人,才能全心地爱神,一个全心爱神的人,他更是活在主的爱里。人爱主的心如何,在于他轻看自己和关系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如何。人越是爱神,就越是不计较自己的事,怎么都好,怎么都无关紧要……“爱里没有惧怕”,这句话是真的。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既然不爱惜自己和自己的性命,只愿意神的旨意成全,世上的事情,还有什么会使他惧怕呢?
 
春节前,有一天,山头村的段成勋弟兄忽然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济阳县的贺大娘,已经八十几岁了,另外还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姊妹。那天,我听到村里组织民兵的消息。村里只要组织民兵,夜里一定会来查,因为他们就是专为这事组织起来的,一旦查到我家有人,后果可想而知。我害怕再出事,更怕连累弟兄姊妹,想让他们躲到村里的信徒家中,或到码头弟兄姐妹家住宿。但母亲舍不得弟兄姐妹走。我不管母亲多么不同意,坚持让他们先躲出我家。他们只要走出这个门就安全了,如果住下,大事就来了。
 
我正在与母亲争执,忽然有句话来到心里:“你若不肯豁出自己上十字架,你就不能学会无条件顺服,你若不能无条件顺服,他(神)就不能在你身上成全他的旨意。”这话并没有保守不出麻烦的意思,不然,就用不着说豁出自己上十字架了。看来,今晚民兵一定会来查户口。虽然眼睁睁地看着要出事,但我却不能不选择顺从神。
 
事后我思想这话是从哪儿来的,对我称 “你”,对神却用第三人称“他”。要说不是从神来的话不会有这样的权柄,使我在那种情况下,立刻选择顺服。如果是神的话,称自己为什么不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呢?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好像明白了,这应该是圣灵的话,他称父神为他,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
 
晚饭后,段成勋弟兄没有睡意,缠着贺大娘教他唱歌。贺大娘耳聋得很,用平常的声音和她说话根本听不清楚,得凑到她耳朵旁边大声喊才行。她每教一遍,段弟兄都大声在她耳边喊:“贺大娘,我还没学会,再教几遍”!我非常着急,因为每次民兵来查户口,都是先在门外悄悄听一会儿(没有院墙),然后再踢门进来检查。他们这么大唱大喊,还用得着悄悄听吗?
 
我心里有怨言,想你们完全知道这里的情况,尤其是段弟兄,我经常告诉你千万别来,免得惹事,可你还是常来。就这一次我没有撵你走,你就住下了(这次不撵是因为主不让撵,让我学习无条件顺服的功课);住下就住下吧,我告诉你今晚民兵会来查户口,查到就要出大事,你却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还唱什么诗,并且一面唱一面大喊大叫。段成勋弟兄家庭是地主成份,在文革时期,这样的阶级成份,即使整天老老实实的,还常被没事找事地说发现你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要不断地挨整,何况你还搞“反革命串联(那时他们称弟兄姐妹来往叫“反革命串联”)”,还胆敢住在教会,在这里搞“反革命活动”活动(他们把宗教活动直接称为“反革命活动”)。
 
一会儿民兵来到,如果大家都在睡觉,情况也许还稍好一些,如果正在大声唱诗,被抓个现行,后果将有多严重,是可想而知的。我几次想劝阻他们,但主仍然叫我无条件顺服。我知道神是我的环境,他管理所有的事情。我内心经过争战后终于决定为顺服主而摆上,没有再说什么。
 
我还是软弱、恐惧,心想我虽然不说什么,但可以带头睡觉,我带头睡,也许他们会随着熄灯睡觉。可是段弟兄唱意正浓,并不响应,还在贺大娘耳边大喊:“贺大娘,还得再教几遍!”我知道这是主试验我,但我还是说话了:“段弟兄,还是先睡吧!”段弟兄也倒很顺从,不再唱了。我想这是主体恤我的软弱,我却为这句话,心里感到非常亏欠主。因为虽说顺服,却很不彻底。我知道,在那些环境中,任何的惧怕都是因着缺少信心,缺少信心就缺少顺服,信心和顺服是分不开的。正如一首诗歌中说的:“信靠顺服,此外别法全无,若要得耶稣喜悦,唯有信靠顺服”!
 
刚刚躺下,民兵就来砸门,进门厉声喝问有没有外人住宿。我平静地回答说:“有的”!他们马上就要把人带走。家里每逢遇到类似情况,我总是跟着一块儿去。我想主被交到罪人手里的时候,众门徒都逃走了,只有约翰跟主到十字架底下。我愿意效法约翰,不愿像逃走的门徒,但他们却不允许,只让母亲和他们一起去。我把自己身上的棉袄给段成勋弟兄披在身上,他们就走了。
 
我原想随后跟着去的,但是他们走后,我却去不了。因为我把棉衣给段弟兄穿走的时候,忘了那是我仅有的一件棉衣。本来还有一件的,但早已被我母亲施舍给乞丐了。这样,我只剩下单衣了。那时正值腊月,夜间实在太冷。我想坚持着去,但出去了几次都被冻回来了,无法出门。无奈只有在家里为他们祷告。那时我常常整夜跪着祷告,那夜也没有再睡,一直跪着祷告了一夜。其实那晚祷告得实在不成体统,我说:“主啊!到天一亮的时候,求你让他们回来。”我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祷告过,不问主的意思,只求自己的想法,真的是非常不妥。
 
天刚亮的时候,我母亲就同贺大娘和另一位老人回来了,段弟兄却没有回来。我要去村里找他。没有棉衣,就在里面穿上母亲的棉衣,外面套上自己的褂子,就这样出门了。到了村支部没有找到人,只好到村支书家里问。村支书一脸严肃,冷冰冰地对我说:“看来你真是屡教不改,这样下去,你的下场就是到监狱里待几年。你要找的人已经被押送到治安办公室了,你给他送饭去吧。”
 
文革时期的治安办公室是个整人的地方,听说只要进去,都要先打一顿。治安办公室离家约十八里路。我去给段弟兄送干粮,到了离治安办公室约有二里路的时候,圣灵对我说:“爱弟兄就当为弟兄舍命”。我想,就现在的情况,舍命也许还提不上,这应该是圣灵提醒我的一个信仰原则。我内心对主不无怨气,想: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事,事还是不可避免地出了;是你让我顺服,出事了你还让我去替他出来。但生气归生气,我却只能顺从主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