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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个孩子,以上帝的事为念

时间:2018-05-31 06:18:59    作者/供稿:王怡    来源:铸剑为犁    浏览次数: 字号:TT

王怡:“《听妈妈讲那圣经里的故事》是我目前所见的最符合我对儿童圣经之定义的作品。这是我爱不释手的儿童圣经。”

王怡:像那个孩子,以上帝的事为念
本文选自:王怡牧师《听妈妈讲那圣经里的故事》书评

一直以来,各种中文版的圣经故事在坊间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非基督徒父母,也打算把圣经作为童话、神话或历史故事放在家庭教育中,来陶造孩子的品格。所以给孩子们看的圣经故事,也渐成庞大市场。我收藏的读本,已超过了三十种。但即使是基督徒父母,也感到难以选择,甚至失去了识别的准星。在一个追忆儒家文化,大力倡导儿童读经的世代,儿童圣经之于基督徒父母和家庭的意义,面临挑战:熏陶还是教导?闲暇还是必修?文化抑或福音?预备还是浇灌?陪伴还是替代?防守或者抵抗?

离开房龙,走向圣经 

在表达对这本《听妈妈讲那圣经里的故事》的赞赏前,不能不先提一个影响中国读书界几代人的最著名版本,那就是美国通俗作家房龙的《圣经的故事》。和本书作者冯罗敦希尔(Joh.Vreugdenhil)一样,房龙也是荷兰人。所以这种对比不但严肃,也很有趣。荷兰曾是清教徒的中转站,如今也是毒品和雏妓的中转站。荷兰是近代人文主义的摇篮,也是近代新教世界的门户。在神学上,荷兰是改革宗神学的传人,也是自由派神学的温床。神圣与世俗、敬虔与放浪,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情,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荷兰那样,经历过如此戏剧化的对峙。400年前,荷兰在改教运动的伟大传承下,写出第一份独立誓约,成为近代第一个共和国,第一个联邦制的立宪政体。400年后,荷兰也是第一个色情行业合法化和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

所以,荷兰人写的东西要小心,比如摆在眼前的不同版本的圣经故事。如果说,当初一个荷兰裔美国人的圣经故事影响了我作为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世界揽镜自照式的了解,那么,今天我是如此迫切地要为我的孩子寻找另一个荷兰人笔下的圣经故事。

房龙的书,我见过不下7种译本。必须承认,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关于圣经的书。也是最糟糕的一本。糟糕的意思,就是远离圣经。尤其看见基督徒也为自己孩子购买房龙时,我就忍不住哀求,上帝啊,难道伟大的尼德兰,只剩下一个房龙;难道一切又要在这个孩子身上重新开始?

房龙的作品的确文笔优美,体裁悦目,故事裁减也颇有镜头感。通常也有精美插图。对那些不打算真正了解圣经、不预备以开放心灵面向这本神圣之书,或已下定决心不愿被圣经影响、只愿被房龙影响的读者来说,这是最好的圣经读物。上世纪20年代,自由派神学一面屈从于世代的思想潮流,一面建立了在神学界的霸权。人们普遍认为一切神迹总是虚构或象征的,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的教导只是道德性的。一种消泯了上帝位格的“爱”,一种经过重新构思、想象、修订和创作的“爱”,成为貌似基督教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房龙当时就是受这样一种圣经观和宗教观的影响,写出了《圣经的故事》。引用与他同时代的美国神学家尼布尔的话说,任何圣经故事,若是作者不承认、尊重、理解和进入圣经是上帝之完备启示的信心中,结果都不过是关于“一个没有愤怒的上帝,透过一个没有上十字架的耶稣,将一切没有犯罪的人,带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的故事。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一旦失去了“万有都本于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罗马书11:36)的超越性,或改称为社会主义,或改称为自由民主,或改称为大同世界,都无可无不可了。

坊间出版的圣经故事,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受到房龙的影响。使我不能不在评介本书之前,为读者阐释房龙式圣经故事的残缺性。因为文本的残缺,必带来生命的残缺。

首先,房龙似乎不接受《旧约》与《新约》在神学和历史中的联系。他把一个错误观念极其强烈地带入到叙述中,即旧约中的耶和华仅有公义而缺乏慈爱,新约中的耶稣才将爱带入人间,新约是对旧约彻底的否定和颠覆。如讲述耶稣“清洁圣殿”的故事,房龙以一种文化基督徒的眼光,批评以色列献祭制度的野蛮。他说,这些动物也是上帝创造的,因此耶稣后来改革了这个制度。这是以环保主义的现代观念来定义文明,曲解圣经。

其次,房龙也几乎淡化或去掉了所有神迹奇事。有的地方,他叙述圣经记载,然后给出人文主义的阐释。如“拉撒路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和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中,都曾大量引用过这一复活的神迹。房龙先强调耶稣和某些气功师一样,有以意念治病的特别能力。然后说,这一复活的传说“在那些轻信的犹太人中”经过渲染,造成很大影响。这已不是改写,也不是孔子式的春秋笔法,而是因着被污染的理性之偏见,在心志上欠缺了最基本的诚实。

因此,房龙的圣经故事,虽有优美文笔,却使圣经失去了启示的整全性,裂为碎片,仿佛是拼凑的短篇故事集。如果不认信《圣经》是一部具有整全性的启示之书,失去了上帝在整个救恩历史上“道成肉身”的见证,“爱”就成了空洞的说教。“爱”若没有在那些伟大的神迹奇事中流淌,没有在摩西律法的背后闪亮,也没有在上帝的圣洁公义中为我们忧伤,“爱”就只是一种人间理想。就算有一个人曾为此而死,也只是虚幻的理念和替代而已。

房龙也以倡导宽容著称。在他看来,若人类要有宽容,神迹就不能也不准成立,耶稣就不能是上帝的独生子。人文主义的信徒往往天真地(其实也是残忍地)以为,如果这世上根本没有宗教信仰,或者不同宗教都不要把他们的上帝看作独一的至高者,只看作一个伟大人物,那人类就会彼此宽容了。因此他们在一个自我说服的起点上,消灭了灵魂深处的感动;抑或是对一切真信仰的叙事,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机制。

换言之,他们以为宽容只能是“信无能”的结果。他们不惜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将对“绝对”的一种绝对的否定视之为宽容的起点。对灵魂来说,这是一个被流放的起点。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切不宽容的起点。譬如说,当一个人深受房龙《圣经的故事》影响,并误以为自己已真正了解了圣经或基督教,这会是一个宽容的开始,还是无知、傲慢与偏见的渊薮呢?

儿童圣经的意义 

即使是基督徒写作的儿童圣经故事,最令人担忧的也在于此,用经过人文式裁剪与叙述的小故事割裂启示的整全性,从而在孩子心中阻碍了圣灵的内在见证,结果只是一套“关于圣经的故事”,而不再是整本《圣经》。

孔子尚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自己渴慕真理,渴慕到拿命来换的程度。基督爱世人,爱到舍命来救的地步。有信心的人,又怎能在关乎救赎之道的事上,不极力争辩至死忠心呢?父母若没有这样的心——挑选一本最敬虔的圣经故事,犹如挑选一所最昂贵的私立学校,就算给孩子讲圣经故事,就算一生汗流满面,恐怕也是徒劳无益。

给儿童一本圣经故事,就是给父母一个在真理上教养孩童的使命。所以,儿童圣经首先不是给儿童看的,是给父母看的。不能打动父母的文字,必不能打动孩子。因为上帝的道无论以何种样式、何种腔调说出,都不可能幼稚或肤浅。这是儿童圣经与其他一切儿童故事的区别。儿童圣经的意义,是真理在人类后裔中的延续;是一代人向着另一代人传福音;是信仰在一个家庭中站稳脚跟的传递。我的信仰,是一次抢滩;我孩子的信仰,是一次闯关;我和我的子孙,才能在世界的尽头会师,共享上帝在圣经中应许的荣耀冠冕。

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是在上帝永恒的国度中服侍自己的后代。若没有约书亚,摩西在地上的一生就毫无意义。有些文化无法跨代传承,有些可以;有些文化不能跨越种族,有些可以;有些文化不能横跨性别,有些可以;有些文化不能跨越阶层,有些可以。但一切世俗文化,都不可能跨越普遍的时空,在完全异质的文化之间完成传递。惟独基督教信仰在2000年史上做到了这一点。一是从东方文化传递为西方文化,再从西方文化传递为东方文化。二是将其核心信息,从2000年前成功地传递到了2000年后。不然,信仰无论多么火热,都只是一代人的热情。一代人的热情,就是在历史中画地为牢的生命。上帝的道,不是到了某个年龄、智力、学识的关隘,才能进入人的生命。上帝创造的人倾听上帝的道,虽然需要却并不依赖于人的智力、理性的操练程度。

圣经关于耶稣童年的记载,是儿童圣经最美好的榜样。他12岁时,父母带他上耶路撒冷,失散了,过了三天才找到。耶稣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众人都很希奇他的聪明和应对。母亲责备他说,为什么不来找父母,呆在这里不走。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不是父母的话耶稣不明白,而是耶稣的话父母没听懂。《路加福音》记载说:“于是,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这段经文,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上,可以有三个应用:

第一,真正的教养,不是让孩子“找父母”,而是让孩子找灵魂,让孩子找真理;真正的教养,不是让孩子知道父母能解决问题,是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他的父母靠着上帝的恩典解决问题。我们唯一能给孩子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东西,就是让他的童年充满依靠上帝的喜乐,而不是依靠父母的经历。所谓见证,就是言传身教。为此,我祈求上帝,为着我孩子的永恒益处,让我的家庭在上帝的恩典中,经历困难、疾病、缺乏、软弱和危机,以至于他能在离开父母之前获得敬虔而又自由的经验。

第二,人类历史上,只有过一对父母,被免去了用“儿童圣经”教养孩子的使命,那就是耶稣在地上和法律上的父母。因为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本身。最迟在12岁时,耶稣在灵魂上就不再被他地上的父母牧养。他自己以天父的事为念,自己去听,去问。换言之,圣灵接过了约瑟和玛利亚在上帝之道上的教养责任,没有让他们担负那他们负不了的轭。

第三,人类历史上,也不再会有约瑟和玛利亚这样的父母。因为天上地下,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我们的孩子再优秀,都不是耶稣。所以“以上帝的事为念”,只能是从父母到孩子的生命传承。关系反过来,当孩子起初呆在自己的世界不肯离开,后来呆在父母的世界不肯离开时,我们的千言万语,要讲的一切故事,其实都是这一句:“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人应当以上帝的事为念吗?”

儿童圣经,不是另外一本圣经,也不是圣经的儿童化,而是同一本圣经,是圣经在儿童世界中的传扬与应用。一本敬虔而活泼的儿童圣经,在本质上是证道。因此,儿童圣经故事,不是让儿童自己去看的故事,是一定要父母讲给孩子听的信息。所以这本书是对有信心的父母的寻找,也是对有信心的父母的恳求、劝勉和呼召,它不只是要求你买下它,它要求并帮助每一位父亲、母亲,向着自己的儿女讲道。

因此,好的儿童圣经和好的讲章一样,包涵了三个主要品质:

一是有根基的释经。儿童圣经尤其需要释经。目前很多翻译或编写的圣经故事,水准参差不齐,缺乏“以经解经”的根基,也缺乏大公教会及改教以来的信经传承,缺乏一套整全的神学立场的支持。所以坊间最好的圣经故事,不过是那些不敢过多解释、最大限度忠实于圣经原文的作品。但是,一本没有解释的、仅仅翻译成了白话文或儿童语言的圣经故事,对孩子们来说远远不够。因为孩子们将过红海的故事听上1000遍,也与他的灵魂无益。

二是有切实的应用。圣经之道在儿童世界的传讲,是古老的启示在鲜活的生命中的应用。我们的世界可能显得一成不变,儿童的世界却日日新奇。我们的生存经验可能20年颠覆一次,儿童的生存经验可能20天就颠覆一次。在孩子进入每一种新的生活经验时,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若不能道成肉身,住在他们的耳目口鼻中,耶稣就只不过是与史努比和小熊维尼一样众多故事的主角之一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父母向孩子传讲真理,是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唯有父母,能够将圣经之道,应用在孩子天天更新的生命中。儿童圣经的意义,反过来定义了父母的意义。所谓父母,就是家庭的驻堂牧师。既然没有其他人和你孩子同吃同住,也就没有其他人能替你向孩子讲圣经故事。

第三是对话性。约翰·斯托得牧师曾说,好的证道应具有对话性。对话的意思不是停下来向会众提问,而是在心思意念中,察验听众的回应,体会听众的处境,预先进入信息在听众心灵中可能的响应、困惑和感动,在预备的过程中,先以上帝之道与不在场的听众进行数个回合的教牧协谈。对话性是应用的延续,使圣经之道的应用,不是一次性和单方向的,而是一个在讲者与听者之间激发与省察的螺旋,就像光在钨丝之间奔跑,叫整个灯泡亮起来一样。

台湾的刘清虔牧师,在《儿童神学》一书中强调,在故事中用圣经信息来操练、挑战和激发孩子神学思维的重要性。讲述圣经故事的意义之一,就是以圣经世界观挑战孩子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刘牧师以自己的经验作见证,说孩子的神学思维能力远超过成人的想象。所谓神学思维,不过是在他们一切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及一切童言无忌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插上对上帝敬虔和爱慕的翅膀,也剪去那些影响飞翔平衡性的羽毛。孩子所接受的最具挑战、最有深度、最丰富而温暖的智力栽培,就是圣经故事对他们大脑一切理性与悟性的冲击。

《圣经史话:灵修版圣经故事》就是我目前所见的最符合我上述对儿童圣经之定义的作品。

这是我爱不释手的儿童圣经。本书作者冯罗敦希尔(Joh Vreugdenhi)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读这本书,即使对传道人预备讲章,都极有收获。但它却是为儿童的灵魂预备的。儿童圣经必须首先是圣经。换言之,这是一个牧师俯下身来,向着儿童讲解整本圣经的叙事式证道集。就像基督俯下身来,言成肉身,进入世界。

篇幅的完整和信息的丰盛,是这套书的最大优点。冯罗敦希尔有清晰的释经学基础,即归正信仰在一个“纯正话语规模”下的释经传统。作者随时穿插历史背景,应用性的阐释也很贴切。以《新约》中亚拿尼亚夫妇倒毙在使徒跟前的故事为例。作者最后说,“上帝在此强而有力的表明他是审判罪恶的神。小朋友,我们要从这个悲惨的故事学一个功课,欺骗对我们来说见怪不怪了,不诚实也在我们的社会居上风。可是你认为这是上帝改变了吗?那是不可能的。上帝永不改变。当日他憎恶亚拿尼亚夫妇的假冒为善,今天他也一样。小朋友,要诚实,千万要说实话。但愿你能靠着恩典对上帝诚实,对自己诚实,对别人也诚实”。寥寥几句,在律法与恩典、审判与救赎、个人与社会等议题上的平衡触及,显出了学者的功力与牧者的心肠。

虽然是叙事体的讲述,但作者仍按着“解经式讲道”的原则,非常重视在上下文语境中的线条勾勒和描述,这样就把每个故事都放在整本圣经的启示中,不至于论为短篇故事集。同时,在清晰的神学立场的审视下,作者的详略裁剪也十分得当。尤其是讲述《启示录》部分,是我所见儿童圣经中,对这一主题最恰如其分的叙述,既有解释又根植于圣经。

我孩子三岁了。我若不像那个坐在圣殿中的孩子,学习以上帝的事为念,我和他的生命关系,不是拥抱、唱歌、礼物和陪伴可以建立的。唯有我们都一天天像那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2009年12月9日
写于彩虹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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